李益中老师，这位毕生献身于音乐事业的达人，故世已有些年头了。

我和李益中老师相识于建国初，当时我在西湖孤山浙江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，一墙之隔的西边是青白山居。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解放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虎的私宅，解放后划归省属文化单位使用，人们习称“杨虎房子”。1954年间，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和美术工作组在此办公，主要任务是发掘记录浙江各地民族民间艺术。音乐组由李益中任组长。因为我不懂音乐，只知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不谙1、2、3、5，故和他两人仅在午休时于湖边闲聊而已，算得是一般性交往。

李益中是广东人，年轻时本当可以去印尼继承一大笔遗产，但他放弃了，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。来到浙江后，在浙西行政公署厅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任音乐教官。1937年12月，省会杭州沦陷，浙西天目山一带集结着许多军政机构和大批抗日志士。当时已是国共合作抗日，周恩来和行署主任黄绍竑共同视察抗战防务。周恩来还在西天目山麓的荣源寺广场作了动员全民抗敌的演讲。当时干训团的政工人员跋山涉水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李益中曾经说起过，那会儿，当地农民形容政工人员是“走路用拿棒头，吃饭用钵头，讲话嚼舌头。”（嚼舌头的意思可能是听不懂国语抑或是宣讲的内容空洞）。

李益中是1960年来艺校的，分配在婺剧班任教。他虚心向毛崇旺、陈集云等婺剧音乐老师求教；他在短短的时期内迅速熟悉和掌握戏曲音乐，知晓了金华戏的伴奏乐队对笛子叫“横风”。“二犯”就是犯调两次（绍兴乱弹称贰犯）。不久，编印出了《婺剧曲调汇编》。因限于当时办学经费困难，只能采用蜡纸刻印，纸张也十分粗糙。但同样受到业内人士的喜爱。

李益中对学校交给的任何工作，总是不辞辛劳，认真做好。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舞蹈班和越剧小班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，他和语文老师陈玮君担任伙食菜肴的采购工作，因为两个班分别驻扎在相距一公里的两个村子，菜品必须在上午八时前购到，然后分成两份，因此他和陈老师每天拂晓就动身步行四公里路程，在镇上采购好200余斤菜品，硬是用肩膀挑回来。摞下菜担，又立即奔赴劳动地点劳动。又如每逢招生旺季，学校必须抽调各班各部门的老师组成招生小组，赶在小学放暑假前，深入课堂目测挑选。1963年我与李益中搭档一个小组，两人跑遍杭州市江干、下城30多所小学招生，个中细节历历在目。

1982年间，我俩同在艺校研究室供职。其时，无论是风雨交加抑或是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年事已高的李益中老师总是骑着自行车，从鼓楼附近的大部桥家中出发，骑行来校上班。在研究室期间，他潜心编著一部《越剧韵书》。这是一部音韵学专著，将越剧的发音和普通话以及京剧的中州韵作了细致的排比、对照和诠释，并用国际音标标注。惜乎又逢办学经费拮据，只能用蜡纸刻印，书厚约15毫米，是艺术科研之成果，至今尚受后辈同行的应用和参考。